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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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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萍等:平臺、性別與勞動:“女騎手”的性別展演

作者: 孫萍、趙宇超、張仟煜 發布時間:2021-12-23 11:51:00 來源:婦女研究論叢

作者簡介

1.孫萍(1988-),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研究方向:平臺經濟、數字勞動。2.趙宇超(1988-),女,之江實驗室,智能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專員。研究方向:技術和基層治理。3.張仟煜(1996-),女,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2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平臺經濟、數字勞動。

摘 要:既有關于女性勞動者的研究多基于特定社會角色或職業類別,少有研究關注性別化勞動在平臺經濟下的微觀實踐。通過對女性外賣員的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發現,女性外賣員在平臺規制下的性別展演表現為動態的身份調整,從“示弱勞動”到“優勢勞動”的轉化,以及基于社交媒體和社群所實現的“逆向連接”。這樣的展演與平臺經濟下基于算法的“無差別”監管、精細化服務、情感規訓等數字勞動機制密切相關。雖然受到生產領域下性別規范的羈絆,但女性外賣員能夠依據情境化、個體化的送餐實踐重新塑造屬于自己的平臺勞動話語,這樣的性別展演凸顯了性別與平臺勞動的深層互動,也拓展了我們對于平臺化性別勞動的理論反思。

一、問題提出與理論回顧

如果說外賣騎手是我們身邊“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騎手就是平臺配送行業中“顯而易見的不可見”群體[1]。作為高密度、強控制、重體力的勞動種類,“外賣”勞動具有強烈的男性氣質。根據美團研究院的調查報告,2020年美團平臺女騎手占騎手總人數的7.4%[2]??梢钥吹?,女性外賣員在配送行業屬于“性別少數”群體。但是,在后疫情背景下,經濟下行壓力和女性失業的增加促使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外賣勞動行列。性別與勞動的問題成為平臺經濟發展中日益凸顯的社會議題。

女性正成為平臺產業下重要的勞動力組成。過去10年間,中國的平臺經濟強勢崛起,數字化服務業的興起對傳統農業、制造業形成了強力的虹吸效應,大量的流動人口由第一、第二產業轉向平臺就業。其中,女性的平臺就業數量不斷增加?!?019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顯示,在縣域零工從業人員中,女性勞動者的占比達52.22%[3]?;ヂ摼W經濟的崛起為女性勞動者提供了更加多樣的就業機會,但是,既往的研究多關注此過程中的女性就業和勞動實踐,對于性別與平臺的交互少有著墨。隨著信息化和數字化的不斷延伸,平臺機制與性別的互動挑戰著包括數字勞動和性別關系在內的諸多學理,需要進行反思。很重要的一點是,平臺經濟的發展為我們探究“性別—勞動”關系帶來了新的社會語境。不可否認,數字化、媒介化的平臺就業既豐富了性別議題的研究場景,也使性別勞動的議題闡釋變得更加復雜和多元。平臺經濟的發展不僅重構了當下的經濟和社會關系,也對現有的性別關系、勞動關系進行了重塑。

一方面,作為男性氣質主導的外賣平臺,女性就業者如何在其中謀求生存和發展?她們如何認識性別化的自己,如何與平臺建立關系?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消解性別》一書中認為,性別規范(gender norm)是社會運行過程中關于性別設定的常態機制。它帶有強烈的邊界性和規范性,并通過形成一種真理體制(regimes of truth)來規范個人的性別行為[4]。外賣工作場域帶有強烈的男性氣質,這種對性別氣質的強調帶有強烈的性別規范感,使女性勞動者在從事該工作時面臨更加細微和多層次的性別規范選擇。這些規范有的明確,有的模糊,卻決定著女性外賣員能否在平臺化的外賣勞動中搏得一席之地。外賣平臺在勞動力構成上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與此同時,它在諸多技術性的勞動規范中卻展現了“去性別化”的一面,兩者的矛盾與張力使女性在外賣勞動中面臨著諸多不確定的挑戰。

另一方面,數字平臺具有強烈的技術中介性,這種技術中介如何影響女性就業人群的勞動實踐?性別與勞動在其中呈現出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去一探究竟。既往的平臺研究多將勞動群體概述為無差異的“零工勞動者”,重點關注平臺監管與勞動過程的互動,忽視性別在其中的表現與作用[5]。而隨著社會分工和勞動管理的不斷細化,性別化的勞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例如,直播、家政、電商等行業越來越凸顯性別勞動的特點,女性作為重要的參與者,她們所展現的勞動實踐與平臺的技術規制和勞動管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本文以平臺勞動下的性別展演作為理論切入點,將性別的建構看作一個動態的、流動的、持續的過程,并以此為依據來探究女騎手如何在平臺勞動的場域下進行性別展演。平臺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女性再就業,強烈的服務導向和靈活的工作形態吸引了大量女性勞動者。女騎手的比重雖然不高,但是探究她們的平臺勞動實踐,無疑可以增強我們對在男性主導行業中就業的女性群體的理解和認知。換言之,平臺化就業中的女性如何被“看見”,如何適應勞動環境、展現自己的身份和話語,成為數字化性別研究中亟待闡釋和補充的議題。

(一)性別規范與性別展演

在《消解性別》的第二章,巴特勒闡述了“性別規范”的概念,她認為規范是一種“社會實踐中的隱形標準”,它“可能是具體的,也可能不是,當它作為社會實踐的正常標準存在時,它通常是含蓄的、難以讀懂的、抽象的,但在其產生的社會效果上非常明顯也非常清晰”[4](P41)。性別規范“決定了相關社會事務能夠被理解,定義了什么會、什么不會出現在社會領域內的一個尺度”[6]。巴特勒還指出,規范(norm)并不是規約(regulation),后者直接要求人們遵從;規范更多地展現出一種“可理解性”(intelligible),它存在于具體的、動態的社會實踐中。

性別規范通過性別展演來實現和維護。性別展演又被譯為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這一概念的提出源自巴特勒對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概念的質疑。巴特勒認為,性別并不存在既定的唯一性——社會人群不一定要被區分為男性和女性;相反,性別其實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建構的過程[7],即她所認為的性別展演。性別展演主要通過一系列重復的、儀式性的實踐來完成。無論是既有的二元性別體制,還是主張性多元化的LGBT群體,性別的自我認知其實都是通過群體性的、不停地引用既有性別規范來實現的。例如,女性在生產領域需要遵守既有的資本主義性別規范,而在家庭領域則需要遵循父權制所建立的傳統性別分工。在很多場景下,性別規范成為規訓和管理個人勞動表現的工具,甚至成為影響個人認知和身份的重要來源。例如,一項對富士康基層管理人員的研究發現,富士康對管理者塑造了軍事化的男性氣質,鼓勵他(她)們遵守以生產為導向、忍辱負重、嚴厲管理的性別規范[8]。一項關于女性調查報道記者的研究表明,對于女性記者的刻板印象主要通過社會、職場和自我三個層面進行路徑建構,使得女性記者在調查報道領域不斷遭逢性別不平等際遇[9]。

如巴特勒所述,性別規范更多的時候表現為不言自明和心照不宣,但這并不排除個體在某些情況下,為了身份和其他現實需要,進行有意的性別化展演。巴特勒認為,性別展演既可以對現有的性別規范進行再生產,也可以打破既有的性別規范。需要指出的是,性別“展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勞作緊密結合,它通常不帶有“強烈的戲劇化表演特質”[10],但是個體在進行性別展演時,會帶有自我目的和意義實現的指向。對于生活在具體性別規范框架下的個人而言,通過性別展演來打破既有的性別規范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個體的生存發展和健康福祉與性別規范有很強的關系。性別規范具有劃定邊界的作用,它會以此來決定“誰會被污名化,誰會成為大家的消費樂趣,誰將在法律面前享有醫療福利,誰的親密和親屬關系得到承認”[7]。通過對女性農場管理者的調查,芭芭拉·皮擬(Barbara Pini)揭示了女管理員傾向于采納帶有主流男性氣質的性別規范來呈現自己,從而在日常工作中獲得權威性[11]。而在一項針對女性卡車司機的勞動實踐研究中,作者揭露了女性卡車司機面臨著嚴重的職業性別隔離,她們因此不得不采用“去標簽化”的策略,抵御性別刻板印象造成的負面影響。與此相似的觀察來自對女性程序員的調研,即作為“性別少數”群體,女性程序員需要動態地調整自己的身份認知以匹配不同的工作場景和辦公室政治[12]。

由此,在日常的性別展演中,我們會發現性別規范和性別展演是既依附又沖突的關系:個人在與性別規范的協商中既帶有主體性,又受到性別框架的規制。這也使得性別展演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又與勞動者在工作實踐中展現出來的不穩定性(precarity)緊密相關,即個體無法預知自我的性別展演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因此,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性別展演常常帶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而這也符合我們對于女性外賣員的認知。

(二)平臺化勞動

既往有關性別和勞動的研究成果關注了諸多性別化勞動,如家政工[13]、育嬰師[14]、旅游服務[15]、女性調查記者[16]、女性醫務工作者[1]、女程序員[17]等,以此來展現女性在勞動過程中的性別標簽困境、情緒勞動、身體和話語實踐等。但是目前,較少有聚焦平臺語境下的性別與勞動問題的研究。一些研究雖然提及了平臺,但是更多地將其作為一種背景而非關鍵的介入機制。例如,在一項關于女性自媒體的調研中,作者對新浪微博上“#看見女性勞動者#”的主題標簽進行文本分析后發現,女性自媒體會主動利用網絡公共空間,構建女性主義的話語行動。這種話語行動一方面與主流的媒體性別話語展開協商,另一方面也積極建設替代性的性別話語框架,爭取“出圈”的可能[18]。在一項針對育嬰師的研究中,學者發現,家政平臺會通過培訓將家政工勞動者的身份替換為以母親和家庭為核心的性別身份,并重構她們的性別身份知識,由此導致了家政工情感勞動的不穩定性[14]。

隨著平臺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擴張,平臺化勞動成為學者關注的重要議題,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圍繞平臺與勞動的關系問題,學界重點關注三個方面:平臺勞動的用工模式、數字化監管以及勞動主體性問題。用工模式的核心點在于平臺公司如何建立與勞動參與者的關系。在全球范圍內,平臺勞動者被劃分為雇員(employees)、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s)和自雇傭者(self-employed,在中國又稱為個體工商戶)三個類別[19]。除了雇員外,平臺不直接與勞動者發生關系,而是借用中介方或默認條款形成靈活性合作關系[20]。與傳統制造業不同,外賣平臺在雇傭關系上多采取“去性別化”的策略,女騎手在勞動關系問題上的表現與男性騎手差別較小。當然,這本身與平臺勞動所采取的數字化招聘密切相關。外賣平臺靠互聯網中介和后臺算法體系取代了傳統工廠中的經理人[21]進行勞動管理,數字化招聘促成了外賣行業在進入領域的“性別平等”。即無論男女,只要有民事行為能力、身體健康、能夠使用跑單APP,即可成為“外賣騎手”。

數字化監管則關心平臺的技術系統如何通過算法、數據和智能技術來重塑數字勞動監管。有學者指出,平臺公司通過數字化的技術實現了對于平臺控制權的再分配,并建立了騎手勞動的不穩定性[22]?;氐狡脚_勞動的性別問題,本文認為,技術化監管的“統一性”恰恰是影響和凸顯女騎手性別展演的重要因素。在既有的外賣算法管理中,技術化監管同樣帶有強烈的男性氣質。通過不斷地對既有的勞動者數據進行“深度學習”,智能算法的運行和管理自然建立在既有的、以男性為基礎的數據分析之上,這增加了女性加入外賣勞動的“適用成本”。作為一種被算法技術“排除在外”的邊緣人群,如何適用“男性化的算法機制”成為她們面臨的工作挑戰。既有研究發現,平臺勞動是一種新型的“算法勞動”,平臺的算法利用勞動的時間性、游戲化管理和情感勞動,改變了原有的傳統勞動過程,使平臺勞動呈現出更加微觀和細致的勞動分工特征和強烈的技術中介特征[23]。在外賣勞動的語境下,女騎手的性別展演與其“送外賣”的勞動實踐緊密捆綁。平臺的技術中介和勞動規制成為女騎手送餐勞動中性別展演的重要基礎。對于大部分女性勞動者來說,加入男性主導的“外賣大軍”是一項全然不同的勞動經歷和性別體驗。

最后,勞動過程理論探討平臺勞動者的工作實踐和主體性的建立。有學者指出,外賣平臺下的多層管理機制塑造了外賣騎手的“依附能動性”,即騎手在勞動過程中受到多種結構或機制的限制,僅在情境化的、具體的場域中擁有反抗和發揮能動性的空間[20]。在一項有關互聯網家政工的研究中,梁萌探究了金融資本與互聯網技術如何共同塑造了家政平臺“強控制—弱契約”的勞動用工模式。作者認為,平臺的輕資產戰略延續了家政行業的弱契約傳統,而多元的管理角色則加強了平臺對于個體家政工的控制。同時,平臺管理的“去靈活化”形成了對家政女工“姐妹情義”的破壞,甚至促成了“姐妹隔離”的現實[24]。平臺化的勞動模式加劇了勞動者的個體化、原子化,使得本來就日漸式微的聯合性趨近消失。在外賣業中,“女騎手”在人數和話語影響上都處于邊緣位置,她們如何認知自己以及平臺化的勞動過程如何影響她們的主體性,成為平臺化性別勞動需要回答的問題。

可以看到,外賣平臺所展現的算法體系、勞動規訓和原子化的雇傭方式成為塑造女性勞動者獨特性別展演的重要出發點。為了實現對于大規模流動人群的監管,外賣平臺使用了“無差別”的算法派單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加強了對于精細化勞動的要求和基層站點的管理。對于具有強烈男性氣質的外賣行業來說,這些措施看似具有普遍性的管理邏輯,實則導致了男性和女性勞動者全然不同的身體、話語和勞動實踐感知。這也成為我們開展女騎手研究的前提。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女性如何參與平臺經濟下的數字勞動實踐?在勞動過程中,性別與平臺的交互產生了什么樣的性別展演?這些性別展演在多大程度上維系或挑戰了現有的性別秩序?

二、研究方法

中國的外賣經濟在過去10年間發展迅速,已成為重要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它不但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和數字化發展進程,也對當下的社會關系和勞動生產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截至2020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為9.89億,其中,網上外賣用戶達到4.18億[25](PP29-43)。目前,中國沒有官方的外賣平臺就業人數信息,據部分統計,外賣配送平臺注冊從業人口已超過1000萬,且呈上升趨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民數字化進程,同時加劇了民眾生活壓力和靈活就業趨勢。雖然美團女騎手在全國范圍內的比重不足10%,但在本課題組2021年對北京市外賣員的問卷調研中,女騎手的比重占到16.21%,這與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城市勞動者生活的沖擊具有密切關聯。

本文的調查資料主要來自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對女性外賣員的田野調查。由于疫情防控原因,調查采用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這段時間里,筆者及其團隊在北京和深圳的部分外賣站點、街道進行參與式田野觀察和訪談。同時,筆者團隊加入了3個由女性配送員組成的微信群進行線上田野觀察,每個微信群的人數60-200不等。由于女騎手人口比例小,初期招募研究對象十分困難。作者在2020年3月通過熟人介紹、網上招募等手段,首先接觸到了3名女騎手并對其進行了訪談。之后,作者采用滾雪球和熟人介紹的方式,逐漸接觸到了更多的女騎手。訪談采用差異最大化原則,共訪談女性外賣員30名,相關男性外賣員(包括女性外賣員的同事或丈夫、朋友等)6位。訪談采用半結構式,每個訪談的時長為90-150分鐘不等。

30位女性外賣員的年齡在26-47歲,平均年齡為37歲;其主要來自美團、餓了么、閃送等外賣配送平臺,參加外賣配送工作時長從6個月到6年不等。她們的婚姻狀況、受教育水平、工作類別信息見表1。值得注意的是,女騎手多為已婚狀態,并育有至少1個小孩。撫育子女和贍養老人成為其加入外賣行業的重要原因。由于經濟壓力較大,女騎手多會選擇全職的外包或者專送騎手,也有個別女性出于照顧孩子的需求選擇從事靈活性更強的眾包送單。

表 1 女性外賣員基本訪談信息(N=30)

所有的訪談都在獲得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完成并錄音,后期整理成為轉錄文本,共計30余萬字,相關田野筆記共計15萬字。數據分析采用扎根理論三級編碼的方法[26],首先,對所有內容進行初步整理和閱讀后,采用女性外賣員與性別闡釋相關的文本進行編碼;其次,進行聚焦編碼,將初次性別相關話語編碼進行主題匯總,分析編碼之間的關系;最后,進行軸心編碼,將主題編碼進一步分類提煉,在細分主題的基礎上呈現邏輯關系。本文的數據分析將以質化數據的呈現為主,以問卷數據為輔。

三、平臺勞動下的性別展演

(一)身份的動態“調適”

對女性外賣員而言,平臺勞動本身是一個身份“調適”的過程,即她們需要不斷地在“女性”和“騎手”兩個身份之間進行自我定位的變化與適應。這種體驗在剛加入外賣工作時尤為突出。被訪女騎手的過往職業多以傳統的女性職業如流水線工人、服務員和銷售為主,極少有作為“職業性別少數群體”的經歷。對此,訪談中發現,傳統性別規范和性別刻板印象桎梏著新入行女性的一舉一動。

例如,大部分女騎手剛開始跑外賣時難以跨越性別邊界,與男同事交流十分謹慎。王潔(1)是一名美團眾包的配送員,剛入行時的她有些羞澀:“(最初)就找個路邊待著??匆娝麄?指男外賣員),也不好意思過去?!倍谒筒屯局?,來自保安、顧客、路人或好奇或打量的異樣目光也常常伴隨著王潔,“女的也能送外賣”“哇!我還沒見過女外賣員”“一女孩怎么不找個輕松點的活兒”等話語不絕于耳。的確,在不少媒體報道中(2),送外賣所展現出的“高強度、重體力、超負荷”的特質已然成為“男性化勞動”的代名詞,很多社會公眾也已形成“外賣員=外賣小哥”的印象。這種“尷尬”和“偏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騎手適應平臺勞動的難度。因此,為了確保自身盡快習慣男性化的工作環境,女騎手們往往采取“去性別化”的工作實踐,以降低性別刻板印象的負面影響。這一發現與以往對女性IT程序員研究的結論相似,即女性會通過賦予工作“無性別”的特征、淡化自身的性別氣質來建構作為程序員的合法身份[27]。

許多女騎手表示,即便初入行時有著對送外賣很辛苦的模糊印象,或遇到來自家人“不適合女的、騎行不安全、咱縣城的幾條路你都沒認全”等基于性別差異化理由的勸阻,其自身卻極少會因性別身份而退縮,“別人能干我也能干”是她們的普遍心聲。阿帆是一名美團眾包騎手,剛加入平臺時每天都與“跟不上趟兒”的緊張感做斗爭:“(一開始)就APP用不熟練,眾包就是需要搶單么,就是不停地刷手機、不停地搶,我就老是搶不著……然后送餐也送不著,就導航給你導到一段路了,你一看面前是一堵墻,你就開始繞,這時候就看著平臺的時間也在流逝,客戶可能也著急會給你打電話,就覺著好難?!北M管開頭難,女騎手們卻普遍認為這無關性別,“誰都有個適應的過程,我就可能適應得慢一些,但我堅持”,阿帆坦言。除了堅定的自我認知,還有部分女騎手是受到丈夫送外賣(耳濡目染)的影響而萌生加入的念頭。

田野中我們遇到了5對夫妻檔,即夫妻兩人都是外賣員。他們有的在一個團隊工作,有的屬于毗鄰片區,有的是一塊兒跑單。夫妻檔跑外賣的流程一般是男性先開始,跑一段時間后,會傳授經驗給妻子,鼓勵她們加入。不同于傳統性別分工的想象,大多數夫妻檔中的丈夫干了一段時間后,“覺得她(我老婆)也能干,就介紹來了”。盡管一些丈夫也“心累”,還是想讓“她找份哪怕錢少但安穩的工作”,但往往會承認伴侶“要強、不服輸”的性格,贊嘆她們“女漢子”的努力,不干涉對方的職業堅持。更重要的是,早入行的丈夫會傳授經驗,或在妻子跑單途中給予遠程電話指導,夫妻雙方下班后也會交流當天的跑單心得。

如果說“去性別化”的個人堅持和家庭支持一定程度上幫助女騎手們跨越了最初的職業門檻,那么平臺中的勞動規定和技術準則也從“客觀上鼓勵”女性建立以“騎手”而非“性別”為核心的身份定位。當談及加入平臺時站長有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而不樂意錄用時,美團專送員珊姐斬釘截鐵地說:“沒有,只要是人就行?!倍ㄟ^后臺自主注冊的眾包騎手們,則更少意識到性別身份可能帶來的入職差異。平臺勞動超越性別的這一面,在具體的送外賣過程中體現得更加鮮明。如餓了么的兼職外賣員張希所言,“中午高峰期的時候就沒有男女差異了,都瘋狂地跑”。

陳龍在總結外賣勞動的管理過程時提出,平臺系統會圍繞送外賣中涉及的各類主體、自然環境、突發狀況等生成的數據來維系勞動秩序,并將其運用到匹配騎手、預計時間、規劃線路、時空監督、量化績效等管理行為中[22]。雖然我們目前無法完整獲知平臺算法的實際運算和分析狀況,但從過往研究中仍可窺見一斑,即以男性騎手特質為主導的海量數據搜集和統計,很難將“性別”作為一個單獨變量納入其算法模型。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接單率、路線、準點率、好評率等更加同質化的指標來確定不斷更新的獎懲計劃[28],每一單應有的勞動付出實現著標準化、統一化、精準化的測算,從而帶來了幾無差別的勞動體驗,“這個事(跑外賣)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勁跑……一個高峰期下來,心臟砰砰跳,半條命快沒了”成為工作常態。不難看到,高強度的平臺工作使女騎手不得不打破傳統的性別規則,而同樣援引更符合男性氣質的“拼速度、拼體力”來完成工作。因此,平臺允許女性加入外賣大軍隱含著外賣勞動規則、體力、能力普遍化的假設,忽略了性別、城鄉身份、年齡這些交叉的不平等通過身體表征對勞動者產生的影響;如若不然,“少勞少得”便相應地是個體需要解決和克服的問題。如阿帆所言:“你剛入行,每天肯定平臺有新人獎勵,給你些單子跑,但是我當時每天就只能跑10單,一單當時是5塊2,所以每天我就能掙52塊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房租可能就需要50塊,那吃飯就剩2塊。我當時每天看著到手的50多塊錢,就一直想哭,但沒辦法,這肯定是你的問題,只能繼續跑?!?/p>

因此,在看似“性別中立”的技術邏輯和勞動過程背后,依然隱藏著種種不容忽視的性別差異。被訪的30位女騎手中,只有3個人提到自己會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閃送的“王牌”芬姐曾經會在不舒服時休息一下,現在為了保住“單王”的地位,不得不選擇持續跑單,以達成平臺每周下發的任務指標。還有不少女騎手表示,有時候碰上人手緊張,“(單子)派給你了就得做”,“站長也的確難做,手里沒人(送單)了”。因此,有的女騎手往往連“衛生巾也沒時間換”,回到家才發現“衛生巾從頭到尾都紅了,沒一塊白的地方”。更有甚者,因為路上找不到廁所,便只能咬牙堅持跑。馬丹在調查中國卡車司機的工作現狀后指出,即便身體規訓普遍存在于男性卡車司機、女性卡車司機和“跟車卡嫂”中,男性和女性面臨的身體規訓依舊是不一樣的,身體規訓與女性捆綁得更為緊密,這一點在外賣員群體中也有著突出的體現[29]。閃送的芳姐曾戲謔地表示:“男的么,他隨便在哪個避人點兒的樹邊兒什么的,就解決(小便)了;不像女的麻煩,五環內還好,廁所多,要是幾十公里外的郊區的單子,地圖上搜(廁所)都搜不著?!痹谶@里,為了符合作為騎手的職業期待,女騎手們無疑完成了從自我身體到工作意識的內在規訓,甚至承受著缺乏公共衛生間這種城市空間和治理瑕疵帶來的消極影響,而這種由性別身份帶來的職業復雜性卻沒有在算法規制的勞動管理中顯現[30]。

在與自身的女性身份不斷做出協商的勞動過程中,女騎手們也一定程度掙脫了被凝視、被評價的外貌束縛,并開啟了新型城鎮打工家庭的家務分工重組。如前所述,女性入行的標準是作為健康的“人”,而非“好看的”女性,依附后者的一系列具象化標準,不會再自然而然地被認定為能幫助她們在送外賣中占據優勢,一定程度上去除了凱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所認定的女性擁有“情色資本”(erotic capital)[31]的負面影響。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外界凝視完全消失,例如當談到哪位女騎手送單出色時,還有男騎手會提到,“她像男的一樣,大大咧咧的,不講究”這樣缺乏女性氣質的原因;不少女騎手也碰到過一臉驚訝的顧客,“呀,根本看不出來你是個女的”。而平臺機制下的審美要求,更多的是含糊的“清爽干凈”,這對男女騎手一視同仁。例如,閃送在注冊過程中就規定騎手們不能染頭發,不能著奇裝異服,形象要得體。對此,閃送的燕姐認為,送單是第一位的,“化妝不但浪費時間,還容易出汗,那你出汗后反而形象不好了”。而大多數女騎手也都降低了對自身外貌的規訓與焦慮,有的女騎手曾經從事的工作需要每天化妝,相比之下現在反而更輕松,“(每天)就擦個擦臉油”,“什么高跟鞋,或者是好看的發型也懶得打理了,反正是天天頭上戴個帽子、頭盔,衣服基本上都是運動的,送單方便就行”。

同時,加入“超長待機”的外賣勞動后,一些女騎手也不再將“妻子角色=做家務、照顧孩子”視作理所當然,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父權制勞動分工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夫妻協商分工的“時間套利”[32]和“再生產勞動外包”的亞洲模式[33](P2)。作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外賣員的租房面積一般較小,加之多勞多得的按單計價模式使全職外賣員日均勞動時間超過10小時,因此騎手的勞動時間強力擠壓了其社會再生產時間。很多全職女騎手表示自己承擔的家務勞動并不多,在一日三餐的問題上,她們也會與另一半協商解決。夫妻檔騎手郭川美說自己和丈夫在長期送外賣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相互體諒的默契,誰先到家誰就準備飯菜、給電瓶充電。根據她的說法,這樣可以“最大限度節約時間,留出更多時間跑外賣”。兩人通過有效利用銜接時間,節省了其中一人的勞動力,實現了勞動的效益最大化。另外,家庭再生產的“勞務外包”模式也極大地出現在女性外賣員的生活中,她們會把孩子放在父母家,以此來解決無法照料孩子的問題。由此,不再礙于傳統的性別分工和身份認知,很多女騎手們都把“送外賣”的工作放在首位,職業身份而非性別身份成為定義其個體的重心。

(二)從“示弱勞動”到“優勢勞動”

盡管女騎手們著重強調并塑造著自己作為騎手的職業身份,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們完全拋棄了自己的性別身份和與之相伴的“優勢”,走向完全否認性別差異、復制男性氣質來構建自身勞動實踐的極端。相反,綜觀女騎手的勞動實踐,在逐步適應外賣勞動后,她們會有效地利用和“盤活”既有資源——既策略性地征用傳統的性別規范,也靈活地利用交流技巧、社交技巧等“情感勞動”經驗,在外賣勞動中“翻盤”,將性別優勢轉換為勞動優勢,甚至成為所在站點或者片區的“女單王”。

如前所述,女騎手們會同樣援引更符合男性氣質的“拼速度、拼體力”來盡力完成工作任務,但“體力弱、方向感差”的性別標簽卻不會完全消失。對此,一些女騎手不會一味選擇證明自身不輸男性的體力和能力,而是通過遵從傳統的性別規范,即承認并利用“弱女子”的身份,來積極調度周邊資源、尋求幫助。例如,有的餐品是礦泉水、西瓜等大件貨物時,女騎手難以承擔重量,會主動向顧客或周邊熱心人士求助;遇到路途較遠或難以定位的情況,女騎手也會積極聯系身邊的男同事們請求支援。

馬丹[34](P45)在描摹女性卡車司機的勞動策略時提出了“性別工具箱”的概念,即在不同的勞動情境中,女司機們會根據性別突出性的不同,提取關于性別氣質最合適的工具,以促進貨運過程的順利進行。而在平臺勞動下,精細化的數字管理落實到具體場景中時,具有很強的指令性和歸責性,留給外賣員“自我發揮”的空間較小。因此,對應不同的送餐情境和所遭遇的問題,女騎手們也會審時度勢,當需要用到符合傳統認知的“柔弱、無助、可憐”等女性氣質時,便主動援引來拓寬自己的可用“資源”。與女卡車司機在面對男性交警時的做法相似[33],女騎手勞動過程中最典型的例子也是與男性保安、交警打交道:面對“禁止進小區”的共性規定,她們有時會因為自身性別而被予以優待。閃送的鄧姐對此深有感觸:“很多保安看我是個女的,讓我騎電動車進去,男的就直接讓他們停在門口拿進去;(騎手)群里也有人抱怨說,一看是男的就不讓進,還好你們是女的。我呢,還有好幾次吧,是重的東西,保安也會幫忙抬一下?!鄙踔猎谂龅阶陨磉`規等極端情況時,也有可能免于責罰?!皠倎肀本┑臅r候,跟一輛小轎車撞了。車主跟我要500塊錢。交警看我一個女孩,被大雨淋透了,太可憐,判責的時候偏向我,沒讓我給錢。其實責任主要在我”,專送外賣員蘭姐回憶道。

可以看到,女騎手在“示弱勞動”中并沒有極力壓制自己的性別身份,而是有效地將性別身份與騎手身份進行了對接和融合。同時,她們在這一過程極大卷入了情緒、情感、身體表征等幫助與人建立交流、連接和情感的各種“軟技能”[35]?!靶δ樣?、嘴甜、慢慢說、包容心大”等是女騎手訪談中常被提及的技巧?!昂捅0泊蚪坏?,要嘴甜一些。(如果)不禮貌的話,保安有時候就不會給你指路,不告訴你這個小區有多大?!?FW,210506)“有些男的等餐著急了,跟餐廳干架。還是慢慢說比較好,人家也能理解你?!?TWW,210508)甚至在送單超時引發顧客不滿時,女騎手們也會更加耐心地與顧客交流,“一定要服務態度好,如果超時,我會專門給人家發短信,說實在抱歉,讓您久等了!”“女單王”林姐總結道。部分顧客在了解到是名女騎手、送餐的確出現了困難時,也會“心生憐憫”而化解不滿情緒。

通過與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對話,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認為,在“情感勞動”里,資本主義和國家從女性的身體和再生產勞動——包括互動和接觸中的情感表達、溝通行為等——中汲取了創造生命的力量,并通過文化和溝通傳遞,促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35](PP23-24)。利奧波蒂娜·福圖納蒂(Leopoldina Fortunati)在談及女性的社會再生產勞動時也表示,溝通和交流雖然是家庭場域重要的“非物質勞動”,但為社會生產提供了有力保障[36]。平臺資本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依靠社會關系和熟人網絡所形成的供需關系鏈條,轉而關注服務的正規化和標準化差異,要求送餐員呈現情感勞動“表演”以建立與顧客的良好關系、突出消費者的“至高無上”[28]。對此,相較于男同事們在情感勞動方面的無所適從,女騎手們對于情感勞動的表現則更加得心應手、細致入微。因此,雖然女性外賣員的身體示弱、溝通、交流、耐心等是傳統性別分工下的刻板標簽,但在平臺勞動中,這些標簽也成為“弱者的武器”[37]。女性群體通過發揮自我主體的能動性,有效利用這些性別化標簽來服務于自己的勞動實踐,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技術性和男性化勞動規范的制約,使自己的平臺勞動轉變為一種“優勢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示弱勞動”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女騎手的主體性。

應該看到,女騎手的“優勢勞動”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傳統的父權制性別分工。那么,她們對于性別規范的引用、遵從,是否意味著自身能動性的消解?巴特勒在論述性別規范的修正和社會轉型時認為,“當性別展演開始它的引用時,這些規范的意義就遭到了質疑,并開始被重新表達”[6]。雖然女騎手在勞動實踐中遵從了既有的性別規范,但是大多數的女騎手清楚自身的核心訴求,在原則問題上有堅持,能夠承受獲得差評等不利情況的后果,如閃送的鄧姐在遭遇蠻橫無理的保安謾罵時,寧愿浪費接下來的送單時間,也要據理力爭、獲得道歉。而當自己服軟、妥協等有效的時候,不少女騎手也表示不會為了小糾紛就與對方針尖對麥芒,也不會認為這樣的“示弱勞動”有損職業尊嚴。因此,這種動態、復雜的過程反映了女騎手與父權主義、資本主義的動態博弈,這樣的“繼承”可以被看作個體策略性的應對,即通過組織和協商性別身份、社會再生產領域的資源來支援個體的社會生產,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逆向連接:建立社群與重塑認知

除了身份的動態調整和性別化的“示弱”勞動,田野調查還發現,女性外賣員會利用平臺所塑造的連接來形成性別化的社群,并積極參與“女騎手”的身份建立?;蛟S是因為認識到自己的“弱勢地位”,女騎手們更加認同要相互連接。在訪談中,多數女騎手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微信群,與其他“姐妹”建立關系。在筆者加入的女騎手群里,大家多以姐妹相稱,如“大姐”“小妹”“姊妹”等。每天早上6點左右開始,群里陸續有騎手發送“早上好”的問候或表情包;九、十點鐘是騎手上崗的高峰時段,這時群里的女騎手紛紛開始發送自己的定位,以表示自己“開工了”。午高峰過后,大家開始在群里“曬單”,她們會把系統里派給自己的單截圖后曬到微信群供大家討論。大家曬出來的單多是“特別單”,如單價高、距離遠,或者配送物品奇特等。信息的及時分享和告知是女騎手外賣群的顯著特征。如果看到有人分享定位,女騎手們會相互討論,并通知哪里有單可以接。群里也會有人分享天氣預報的信息,在遇到惡劣天氣時,大家會相互問候,囑咐彼此注意安全。而除了聊配送,群里也常常關注、轉發有關養生、育兒、美容、家庭等議題。

詹姆斯·凱瑞(James W.Carey)認為,傳播活動是一種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在這個論述中,凱瑞將傳播不僅僅視為一種“傳遞”,同時也看作一種“儀式”,是人們共享文化、信仰和身份的表征[38](PP6-7)。在女騎手的社群里,分享位置、“曬單”、提示天氣變化等并不僅僅是一種信息傳遞行為,也是一種共享的“儀式”,這種儀式幫助女騎手建立了屬于自己社群的時間感和空間感,這在無形之中形塑了群體認同,增加了她們集體話語的媒介化表達。

既往研究中,平臺化的勞動分工方式常被認為是促成勞動者個體化和原子化的重要因素[22]。算法技術的介入使勞動者的招聘和管理都可以遠程、線上進行,這在大大縮減招工成本的同時,也使平臺工人從傳統的、在地的工廠中“解放”,流水線的密切配合變成了流動的、分散化的點對點派單勞動。在此過程中,偶然的相遇成為常態,合作與團結不再可能。這樣的用工方式一度塑造了平臺工人有限的主體性[39]。平臺經濟試圖塑造一種碎片化的勞動形態——適合描述普遍的、無差別的平臺勞作。但是,如果回到女性外賣員的勞動場景中,我們會發現,平臺對于女騎手的“連接”多于“分化”。與男騎手獨立的送餐勞動表現不同的是,女騎手有效地利用了平臺的連接性: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十分重視尋找“女性伙伴”,并建立平臺勞動之外的連接與社交關系。在深圳龍崗區的一個美團站點里,顧大娟用了兩年的時間,組建了自己的“外賣娘子軍”。這只配送團隊由十幾名女性外賣員組成,并且擁有自己的抖音、西瓜和快手賬號,實現了隨時隨地的“女騎手”發聲文化(call-out culture)[40]。根據顧大娟的說法,女騎手的聚集主要歸因于在站點的相遇和她在快手發布的外賣短視頻:

她們可能覺得我說話特別接地氣,不虛偽,她們覺得這才是真實的。拍視頻的時候我就想過我的優勢(在哪里)。第一,我是女的;第二,我有的經驗是很多人沒有的。對于跑外賣,新手經歷的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怎么處理,我可以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顧大娟的短視頻賬號發布的內容幾乎都跟女騎手相關,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單策略和送單過程。例如,她會根據自己的跑單經驗,教授新入門的騎手如何看導航、如何搶單、如何與顧客交流等。除此之外,她們也會“特地”準備一些表演,增加女騎手這樣一個小團體的儀式感。例如,顧大娟會和隊員們一起策劃整齊劃一的動作,配上精心挑選的音樂,在鏡頭前展現女性干外賣的不易和堅強。按照她的說法,這些視頻觸動了很多想要嘗試當騎手但又有些猶豫的女性。顧大娟在視頻里以“親人”“家人”“姐妹”相稱,鼓勵她們走出家門、開始工作。此外,顧大娟十分注重維系這個“小家庭”,除了定期要求隊伍里的女騎手參加視頻錄制,她還會組織聚會和線下活動。一些視頻發布后賺來流量,她就邀請團隊里的女騎手們一起吃飯、唱K、爬山,她們會把共同的經歷做成電子相冊和短視頻,發布到各個媒介渠道上,并配上諸如“努力工作,開心生活”“沒有什么阻止你,除了你自己”等字幕。2019年,顧大娟和丈夫開了一家電動車售賣店,幫助剛來的騎手租電動車、換電瓶,也作為自己的營生。閑暇工作之余,顧大娟的電動車店成為女騎手們的“聚點”,大家在一起聊天、喝茶、討論跑單經驗。在對外的展現中,顧大娟給自己的女騎手團隊起名為“外賣娘子軍”。需要看到,借由外賣平臺的連接性,“外賣娘子軍”得以形成,并形塑了超越傳統家庭再生產的性別話語:團隊的集體展演不再強調女性傳統的勤勞、顧家、隱忍等性別規范;相反,獨立自主、敢于挑戰、團結一致的女性形象卻在媒介化的展演中深入人心。正如顧大娟的微信簽名所彰顯的,“我要像鷹一樣展翅上騰,自由的飛翔在天空中”。

馬杰里·沃爾芙(Margery Wolf)在研究中國臺灣地區農村家庭的婦女權力抗爭時提出了“子宮家庭”的概念,即地位低下的農村婦女會通過培養家庭內部的“子宮家庭”,如培養自己兒子的忠誠感來提升自我話語權[41]。女騎手的“小家庭”雖然不是基于血緣和親情紐帶所形成的“子宮家庭”,但是她們組建社群、實踐群體發聲的性別展演與中國臺灣地區農村女性的自我主體性建設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需要指出的是,平臺勞動下女騎手的社群連接與通常意義下以男性為主導的騎手社群有著明顯的差異。由于外賣騎手多為男性,男騎手的隨處可見雖然使他們建立線上社群變得更加簡單易行,但這種公認的“簡單”也會成為社群凝聚性的阻礙。調查發現,男騎手會加入很多外賣群,但這些群多承擔“工具型”功能,如二手車和電池的買賣、招工、找住處、插科打諢等,騎手們很難在這種微信群建立在場的、深度的社交關系。但是,女騎手的社群卻不同,它利用了平臺勞動的連接,反而努力促成了原本“邊緣化”小團體建立緊密關系。在這里,我們將其稱之為“逆向連接”,以此來闡釋女騎手在平臺勞動中展示能動性和主體性的性別展演。

四、小結與討論

在以往性別身份的研究中,學者多基于特定社會角色或職業類別來探究性別的認同和規范,少有研究關注平臺經濟語境下的性別—勞動關系。通過對女騎手15個月的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女騎手的性別展演與其平臺化的勞動實踐密切相關。如果將女騎手們的平臺化勞動看作一種動態的、相互關聯的過程,就可以看到她們在外賣平臺下展現了獨特的“制造性別”的過程。

回到本文的研究問題,女性外賣員在平臺與性別的交互中如何進行自我的性別展演?通過田野觀察和訪談發現,由于平臺勞動本身所呈現的強烈男性化特征,女性外賣員在剛剛加入送餐勞動時面臨著由性別身份向勞動身份轉型的挑戰,她們需要在勞動過程中進行身份的動態調適,以此確立工作的合法性和獲得感;而在具體的勞動情境下,外賣平臺所要求的精細化、情感性和溝通性,有效地幫助女騎手找到了平臺勞動下的“生存之道”。她們的“示弱勞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巧妙地利用傳統性別規制來挑戰既有男性勞動霸權?!笆救鮿趧印笔且环N勞動策略,幫助女騎手“翻盤”了平臺勞動高強度和重體力問題,實現了個人勞動效益的最大化。

在外賣平臺的勞動中,女騎手充分利用了平臺勞動所創造的關聯性,積極地參與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體的“儀式性”展演,她們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姐妹情誼”,并形塑了基于獨立自強和“家人關系”的社群文化。這種“逆向連接”與既往研究所認知的平臺勞動碎片化、原子化的觀念并不相同。換句話說,平臺帶給女騎手的連接性恰恰大于其對個體勞動者的分化性。這可能與女騎手處于外賣勞動中的邊緣位置相關??梢钥吹?,女騎手在外賣場域下的性別展演并沒有簡單復制傳統性別規則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帶有強烈的能動性和策略性[4](P 41)。雖然受到再生產領域性別規范的羈絆,但女騎手沒有重復單一的、父權制的性別約束,而是依據情境化、個人化的送餐勞動形塑了平臺勞動下的性別展演。雖然依然受制于平臺資本的束縛和管理,但這種嘗試建立集體身份認同的實踐可以看作女騎手對既有性別規范的超越。

在中國平臺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需要看到女性外賣員是理性的、主體性的個體。她們進入外賣行業有著具體的、個人的原因,包括賺取額外收入、照顧家庭、獲取經濟獨立等。平臺勞動的數字紅利給予了她們一定的機會,女騎手利用了這個機會、這個機制來爭取自我收益。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平臺提供了女性爭取權益平等的渠道;但是作為一種組織管理形態,平臺也復制了不平等的性別勞動關系。本文的研究意義在于,我們試圖從既有的、平臺化的數字勞動中,看到女性勞動者重新“制造性別”的可能。女騎手從動態的身份調適,到利用傳統性別規范和平臺化規制實現個人勞動利益最大化,再到更廣泛、更深入的社群連接,這樣的性別展演凸顯了性別與平臺勞動的深層互動,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勞動者在未來平臺就業實踐中愈加展現自我能動性和主體性的可能。

注釋和參考文獻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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