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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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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冠肺炎”熱點傳播看新聞邊界的顛覆與重構

作者: 蔡雯 凌昱 發布時間:2020-10-26 21:18:00 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

內容提要

當下的新聞傳播生態,尤其是對比“新冠肺炎”期間與17年前的“非典”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2019年底至2020年2月,我國“新冠肺炎”事件傳播中20個新聞熱點事件大多由自媒體推動進入公眾視野,而專業媒體仍是后續報道的中堅力量。多元主體介入新聞場域后,新聞邊界日益模糊,新聞成為多元主體協作競爭的產物,新聞內容泛化,事實與意見的界限模糊,新聞的對話性與個人視角增強,傳統新聞基模面臨社交媒體新敘事的顛覆。

一、引言

(一)核心問題

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與2003年的“非典”相隔17年,兩次疫情的信息傳播因技術和媒體的變遷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近年來學界業界圍繞新聞重構所討論的諸多問題也恰借助于這一新發生的“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獲得更多鮮活的案例和思考的空間。

17年前,“非典”在傳統媒體、網絡媒體、手機短信等多種傳播渠道中得以“呈現”,尤其是在媒體報道介入后,主流媒體較好地引導了輿論,“4月中下旬以后,大部分話題方向基本上與主流媒體一致”。同時,2003年,也正是門戶網站的巔峰時代,“年輕的新浪新聞引領了整個中文互聯網的報道走向”。而2020年的當下,技術賦權深刻影響新聞生產,媒介機構不再是闡釋新聞事件的唯一主體,新聞的價值和意義在互聯網社交平臺上不斷重構,新聞邊界日益模糊。

“邊界工作”這一概念最早由托馬斯·吉林(ThomasGieryn)提出。他認為,通過修辭手段,各個群體參與“邊界工作”,以爭奪“認知權威”(epistemicauthority),即“定義,描述和解釋現實的有限領域的合法權力”,對于“新聞”的意義爭奪會對新聞本身產生影響。

目前關于新聞邊界的觀點集中于三點:第一,傳統記者對固有新聞邊界的保守與“修補”,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傳統媒體記者們一方面在努力適應,一方面擎起“負責”“透明”“查證”等大旗以及“新聞專業性”以捍衛自己的專業邊界;第二,強調“模糊的邊界”,新聞專業邊界的張力源于傳統媒體的專業控制邏輯和數字媒體的自由參與邏輯之間的矛盾,對此,適應與開放的混合邏輯注定將占據新聞專業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同時,新聞的核心知識和外圍知識的邊界在網絡時代逐漸趨于模糊,并進一步多樣化、復雜化;第三,是新聞的去邊界化(de-boundedness),新媒體的勃興所帶來的去邊界化主要表現在平臺邊界、職業邊界和報道邊界的全面失守,各種自媒體和社交媒體正以非中心、即時更新、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成各種“我群”(in-group)的新聞性信息,顛覆所謂傳統的“新聞范式”。因此,新聞邊界是模糊、易變、有爭議的。

傳統新聞機構的衰落和新的交互式媒體工具的興起引發了關于“什么是新聞”的探討,新聞由實踐和話語共同產生,是無限制地話語交流的結果,必然是流動的。因而,“新冠肺炎”的新聞傳播中,誰是主力?誰更有影響力?多元主體又是如何在互動中重構新聞?無疑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在疫情危機不斷加劇的過程中,各類媒體的表現一再成為輿論熱點。本文通過對“新冠肺炎”事件中諸多新聞熱點的觀察和分析,主要探討當下多元主體如何在互動中重構新聞。

(二)研究樣本及方法

本文依托“知微事見”平臺收集熱點事件及重要報道?!爸⑹乱姟笔侨蚋采w的互聯網社會熱點聚合平臺,其通過抓取篩選、加權計算微博、微信、網媒三大平臺上與事件相關的海量數據,結合事件傳播本身周期規律對事件影響力進行計算知微事見:事件影響力指數(EventInfluenceIndex,EII)是基于全網的社交媒體和網絡媒體數據,用來刻畫單一事件在互聯網上的傳播效果的權威指標。指數的計算數據來自全網的社交媒體和網絡媒體數據。事件影響力指數是根據事件在社交媒體(以微博、微信為主)和網絡媒體上的傳播效果進行加和,加和后的事件影響力再通過歸一化運算得到范圍在0-100之間的事件影響力指數,在短時間內達到高傳播量的事件、在長期內保持一定傳播量的事件以及在網絡社交媒體中引起熱議的事件都將收入“事件庫”中。同時,“知微事見”將事件的聲量以趨勢圖的形式呈現(圖1),事件“傳播趨勢”可以以小時為單位顯示并追溯每個時間段上各平臺渠道影響力前八的關鍵傳播信息(圖1中右側)。

圖一

本文的觀察時間段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2月29日。2019年12月下旬,在一張流傳甚廣的微信群截圖中,自稱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的用戶說,華南海鮮市場已經確診7例SARS(非典),隨后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不明原因肺炎”引起人們關注。此后,輿論場呈現“多種敘事”的特征,展示著輿論走向的復雜性。而隨著2020年3月1日人民日報《28個0》報道“多個省區市確診病例連續多日零新增”以及“武漢市硚口武體方艙醫院休艙”的好消息,輿論場中呼吁從全面防治疫情的戰時狀態中解綁的聲音開始顯著出現,兼顧防疫與經濟生活的觀點逐步抬頭。同時,國際方面疫情的發展使得國內對國際疫情防治、輸入性病例的討論成為增量。因此,本文以2020年2月29日為觀察截止時間點,考察從事件起至此熱點事件傳播的特點。

樣本的選擇,依托“知微事見”的“事件庫”選取觀察時間段內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事件105件收集熱點事件的時間為2020年3月4日,隨著事件發展,觀察時間段內的事件可能繼續增加,其中未結束的事件影響力指數可能也會有所變化。因本文主要聚焦于國內“新冠肺炎”,因而收集的熱點事件中不包括“韓國大邱、慶尚北道等地區疫情爆發”、“日本鉆石公主號郵輪出現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等,與“新冠肺炎”相關但并非疫情主要內容的事件如“國常會決定: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和實施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政策”等也不包含在內。除此之外,由于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0日間,所有報道均收錄于“武漢等多地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事件中,并未再有單獨的相關事件收錄“知微事見”事件庫中,因而我們也將該事件此時間段作為一獨立事件,納入數據收集中,并依據事件影響力指數,選取影響力排名前20的事件為考察對象,按影響力指數由高至低排序如下:

圖二

本研究綜合采用多種研究方法。根據“知微事見”的20個熱點事件最有影響力的信息發布渠道的統計,我們追蹤到了這些渠道所傳播的最重要的內容,確定這些內容的原創者,通過對熱點事件起始處與高峰處新聞生產者、內容及其影響的分析,討論在熱點事件傳播中誰是新聞的首發者,誰更有影響力以及多元主體如何在互動中重構新聞邊界的問題。

統計中,專業媒體即職業化的新聞媒體,主要由傳統黨媒、市場化媒體及其新媒體延伸產品構成,具有官方認可的新聞采編資質;自媒體依托社交媒體平臺創建,按主辦者身份分為個人類自媒體與機構類自媒體。其中,機構類自媒體指黨委、政府部門、群團組織或企事業單位等創辦的新媒體,它們不具備時政類新聞的采編權,主要發布本機構或本行業的資訊。由于平臺媒體如“梨視頻”、“沸點視頻”(一點資訊旗下)為二類新聞信息服務資質,只可轉載沒有采編權,因而本文將此類平臺媒體的原創內容歸為機構類自媒體。

二、自媒體:新聞首發,推動事件進入公眾視野的重要力量

通過追蹤關鍵傳播渠道所傳播的最重要的內容,共收集熱點事件起始處與峰值處的重要報道72篇。起始處的報道主要是事件的首發稿件,據此可以看出在各熱點事件中誰最先發聲。

圖三

 

圖四

傳統媒體時代,職業記者作為闡釋社群在新聞網的時空維度上以“當時當地模式”(localmode)來建構其對關鍵事件的文化權威,作為新聞事件的見證者(或作為見證者的轉述者),收集并呈現稀缺的“硬事實”。而在信息技術的輔助下,當事人或是目擊者因為在場而占有時間和空間優勢,可以實時發布突發事件的信息,這打破了新聞記者作為唯一的正統發聲器的壟斷,專業媒體的“認知權威”即“新聞業有權力和能力決定傳遞何種信息,以及如何解釋現實”受到挑戰。在20個事件中,由自媒體作為首發來源的事件有14件。在“武漢等多地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19日)初始階段,李文亮作為“當事人”在群聊中發聲并被截圖上傳至微博引起廣泛關注。同樣在“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因新冠肺炎去世”事件中,2月6日晚10時左右,“李文亮逝世”的消息由知情的數名醫生發布。

自媒體誕生之后,專業媒體對新聞傳播的控制被打破,前者的自由發聲與后者的專業報道并駕齊驅,改變了新聞的話語結構。在“湖北省紅十字會物資使用情況引發質疑”與“中央多部門聯合調查組對刑釋人員離漢抵京事件進行調查”中,機構類自媒體成為輿論的引爆點,前一事件緣于網友質疑湖北省紅十字會微信公眾號“博愛荊楚”發布的《物資使用情況公布表(一)》中第14條記錄“N95口罩36000個”的接收和使用情況,隨后,武漢協和醫院醫生@協和醫Do先生在微博求助“不是告急!是沒有了??!協和醫院的物資即將全部用盡,懇請社會幫助”,物資分配效率上的追求與武漢紅十字會本身組織上的乏力迅速成為矛盾點,再度成為了公眾對監督、透明情緒表達的焦點對象;后一事件先由東城區崇外街道新怡家園社區的微信公眾號發布《社區溫馨提示》表示該小區有一名女子確診新冠肺炎現已隔離,但該文中“H女士于2月22日從武漢來京”引起@人民隨筆等網友關于“這人是怎么出的武漢?”的質疑。

同時,伴隨著微博、微信、客戶端等社交媒體平臺及資訊聚合平臺的崛起,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機構紛紛進駐并相匯于數字化新聞場域中。多個熱點事件中,官方自媒體越過專業媒體,第一時間通過其官方網站公布信息。除此之外,如機構微信公眾號“中國循環雜志”等專業知識生產者介入新聞場域,因其對專業知識領域的優勢占有成為新聞的首發者。

水平的(horizontal)傳播架構在給予民眾表達的可能的同時,也帶來了內容的混亂和噪雜。在“順豐快遞員攔截包裹賣口罩”事件中,當事人張某杰用手機拍攝了4段其自編自演攔截口罩叫賣的視頻并上傳至微信朋友圈,該視頻被轉至微博并引起極大關注,在順豐集團及專業媒體的澄清下,證實此信息為謠言,當事人張某杰因編造虛假視頻信息擾亂社會秩序被拘留15日?!昂笔∥饕撠熗韭殑照{整”事件也首先由自媒體以“網傳信息”的形式爆出。謠言與未經證實的信息以新聞的形式被不斷傳播。

三、專業媒體:跟進互動,事件報道的中堅力量

熱點事件峰值處的報道主要是關鍵渠道發布(轉載)最多的稿件或信息,據此可以看出熱點事件發展過程中是什么樣的新聞內容影響力最大,以及其原創是誰。

圖五

圖六

自媒體雖成為推動事件進入公眾視野的重要力量,但其信息呈現碎片化的特征,大部分微博或微信文章只能“只言片語”地講述“發生了什么”,并更多地發表個人感受或提出疑問,卻難以系統地做出深層解釋。在熱點事件的初步信息或有關質疑上,自媒體的首先發聲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專業媒體的報道議程,但比較完整而權威的詮釋仍是由專業媒體所提供,在事件發展趨勢的高峰處,專業媒體成為報道主力。如《第一財經》在12月31日上午致電武漢市衛健委,求證微博上流傳的“不明肺炎”情況及《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文件的真實性,隨后其報道《獨家: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離,檢測結果將第一時間對外公布》迅速引爆網絡,成為國內最早確認武漢發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新聞報道。有評論認為:“媒體公開疫情其實面臨很大的風險,第一財經快速求證并敢于公開報道,對隨后武漢疫情的公開發布居功至偉?!薄兜谝回斀洝返拇藯l消息稿發布后,其他主流媒體迅速跟進,掀起了第一波報道高潮。同時,《人民日報》報道《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真正對輿論定調”,據觀察,“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12月31日中午12時左右便立刻登上微博熱搜榜首位,約兩小時后,“武漢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的熱搜緊隨其后居于第二端傳媒:《疫情與輿情十七年:被瞞報的SARS與被孤立的武漢》,2020年1月2。專業媒體的調查和介入起到驗證(validate)網絡線索的作用。

專業媒體擁有的行政資源和社會地位有助于推動事件發展,在與自媒體的互動中揭示真相并促使問題得到解決。由自媒體揭露紅十字會物資分配存在問題后,《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轉網友@BigWayneWu發布的關于武漢協和醫院物資緊缺的內容,提問究竟是物資緊缺還是物資分配環節存在問題該網友已更名@MagicRealism0007,微博內容已刪除;2月1日下午,央視記者探訪武漢紅十字會,記者試圖探訪倉庫物資分發處受到保安阻攔,交涉過程中直播被切斷,更是引起公眾廣泛關注;武漢《長江日報》由于其黨報屬性以及與當地政府的地緣親密關系,側重發布武漢紅十字會對于事件的回應與解釋,而其他異地的專業媒體則更致力于揭露問題和追尋真相。多元主體的互動,倒逼相關部門信息公開。2月2日,武漢市慈善總會發布公告稱,該會收到的每筆愛心捐款全程將全額公開,均可上官網查詢明細,2月4日湖北省紀委監委公開通報稱,湖北紅十字會三名廳級干部被問責,專職副會長張欽被免職。

四、新聞邊界的模糊及其重構

“新冠肺炎”熱點事件的傳播,表現出多元傳播主體介入新聞場域對新聞邊界的變化產生影響。

(一)多元主體的角逐與新聞傳播的自組織現象

技術進步降低了公共傳播的門檻,社交媒體介入讓行業機構和獨立個體都可以成為信息生產者,新聞生產與傳播亦不再由專業媒體所壟斷,多元化的新聞生產主體在輿論場中話語競爭,新聞傳播的自組織現象由此呈現?!爸⑹乱姟逼脚_的相關數據表明,在20個新聞熱點事件的起始與峰值階段最重要的傳播者中,專業媒體占63%,自媒體占37%,多元主體的互動和競爭構成了更為完善的事件圖景。專業媒體首發的報道,內容主要集中于“政策推進”與“疫情防控進展”。而自媒體作為首發信源的內容,主要有“易造成社會恐慌的相關內容”(含謠言、悲慘的人和事)、“求治進展”。黨媒依然著力于政策宣傳和輿論導向,市場化媒體在深度調查方面更顯銳氣,自媒體則補足個人視角,呈現草根、分散、全天候的特征。

自媒體作為新的行動者參與到新聞生產之中,開放參與與專業控制之間的張力使生產者與用戶之間的邊界變成一個競爭性的空間。某些新聞事件中,自媒體發出和專業媒體不一樣的聲音,直接挑戰專業媒體對現實的闡釋,與其爭奪對現實事件的定義以及對公共議程的設置。同時,專業知識生產者的介入,出現專業知識、工作相聯系構成的“管轄權”的爭奪,在微信公眾號“中國循環雜志”作為首發主體以及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根據美國醫學期刊論文質疑CDC高福院士“先發論文后上報”引發關注的事件中,多元主體間的競爭可見一斑。

(二)事實與觀點界限模糊及新聞的泛化

傳統媒體時代對新聞有清晰的界定?!靶侣務?,乃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經報道(或傳播)的新近事實信息”等。對新聞內容也有明確的評判標準,狹義的新聞,是關于客觀事實的真實報道,廣義的新聞,則包括新聞報道與新聞評論。在專業媒體機構的采編中,事實與觀點相區分,并對應相應的文體結構和修辭規范。當新聞生產主體突破了職業從業者的范圍之后,不同的報道者對新聞的感覺、經驗、體會、認知、理解、評判、認定千差萬別,“新聞標準的相對性一面在新的環境中突出地表現出來,因而,新聞呈現泛化的特征”。

“新冠肺炎”事件的傳播,專業媒體不再是唯一的“把關人”,無論是職業工作者的原創內容,還是業余作者的自由發布,甚至是網民們的跟貼留言和評論,均可被看成是通過媒介進行的新聞生產,新聞的內容邊際被拓寬,由事實、當事人的再現以及社會輿論對事實的反饋等更多元素來架構。例如個人的推測“什么肺炎,應該是傳染,大家小心”、“順豐快遞員攔截包裹賣口罩”事件中個人發在朋友圈中未經證實的叫賣視頻、網友對于紅十字會發布的物資分配情況的質疑等等。新聞不再基于本源事實,“話語”成為新聞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的涵蓋面變得更大,過去不屬于新聞的日常信息、社交聊天抑或是未確證的信息都被廣泛傳播。

(三)作為對話的新聞與知識版圖的公共建構

在技術力量打開公眾參與之門后,有學者提出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將新聞描述為一種以“對話”呈現的知識形態,并承認在風險社會之中存在知識的不確定性,進而承認任何個人知識的局限性——任何真相只是暫時的。新聞從傳統的事實講授模式轉向更加豐富的對話模式,專業媒體與自媒體的互動,對公眾理性參與的激勵和組織,正在不斷拓展新聞的內涵,使其由對事實的報道發展為圍繞事實的知識互補、觀點交鋒和情感交流,尤其是公共事務與焦點事件的新聞傳播,已經轉向圍繞共同關切的知識版圖的公共建構。

“新冠肺炎”期間,自媒體提供信息由頭引發專業媒體深度報道,在專業媒體失語時,這些占據細分領域自媒體和熱衷公共討論的普通用戶,不斷填補信息版圖,為傳播和報道提速,引爆了輿論。如“世衛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聞熱點事件中,首發者個人微信公眾號“有槽”撰文回顧了自2009年以來被WHO列入“全球突發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5場疫情,《人民日報》對“什么是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了背景信息,將新聞“語境化”,全民參與傳播的新聞不僅是“關于事實的知識”,也是“關于事實的知識的知識”。而一些專業媒體圍繞公眾關切的深度調查在整個過程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有他們在,我們才知道原來華南海鮮市場也許不是最早的病毒感染源。也因為有他們,關于紅十字會、疾控中心、P4病毒所的很多傳言才有人去核實”。杜駿飛肯定財新與三聯的報道時表示:“如此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在如此紛亂的輿論環境下,能讀到信息量如此大、情節如此細密的記者現場報道,讓無數人了解到了疫情的實況和趨向?!?/p>

“新冠肺炎”的新聞傳播中,個人視角和情緒渲泄非常突出,方方日記引發的爭議即是典型個案。本文觀察的熱點事件中,即便專業媒體也多有將個人生活經歷放置于宏觀環境之中,將個人故事延伸至社會問題,觸及社會公共治理的關鍵議題,通過傳統深度調查報道的操作方式獲取信息,并以符合互聯網時代傳播特征的個體視角微敘事和相對情緒化的表達方式傳播信息,激發公眾情緒產生共鳴的同時動員網絡輿論。如2月7日李文亮去世后,李文亮身上投射出了公眾對諸多復雜問題的追問:“這一次的全民悲傷,大概是因為,在這位剛離世的醫生身上,我們分明看到了作為普通人的自己?!眰€人視角及情緒與公共議題宏大敘事的并存、互補和競爭,是作為對話的新聞不同于其以往的新態勢,也是復雜社會輿情的媒介化呈現。

(四)傳統新聞基模面臨社交媒體新敘事的顛覆

樊·迪克(vanDijk)將新聞結構劃分為宏觀結構和微觀結構兩個層次,宏觀語言學所處理的是“文本整體所敘說的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即所謂的主題結構,他認為,標題、導語與各段落的起始句,它們按照主題焦點的輕重緩急、時間焦點的遠近先后,自上而下的線性方式配置在新聞文本中。宏觀語法分析處理的主要是新聞文本內容的配置問題,即新聞基模(newsschema)。他認為組成新聞基模的內容是一組類目和編輯這一類目的規則,有標題、導言、背景、引述、事件結局等。

傳統媒體時代,新聞是“客觀的”、“非情緒化的”,但現在必須與由用戶生成更廣泛的體裁和敘事形式相抗衡。社交媒體空間發帖新聞基模已完全不同于傳統新聞,新聞倫理規范已失去約束力。斷章取義、夸大事實的“標題黨”、聳人聽聞的導語、來路不明的引述、簡單直接的是非判斷,這些構成了社交媒體的新型新聞基模。社交媒體時代,新聞傳播的基模發生了本質性的轉型,傳統的新聞報道模式被顛覆了,新聞內容本身的魅力被新聞修辭的魅力取代了。

熱點事件中一些缺乏調查的斷言式新聞對專業新聞機構的公信力的影響令人嘆息,如“雙黃連”的報道受到質疑,“在寫作前,記者至少有義務理解研究方法、搜索團隊之前的研究成果,或者至少付出努力去理解。作者顯然沒有付出這樣的努力”。

此外,專業媒體通過入駐微博、微信平臺“重奪麥克風”,同時,調適傳播范式形成“吸納專業主義、煽情主義等不同范式元素的“雜糅化”形態”,如《人民日報》微博在“武漢封城”時的發布:“感謝武漢人民作出的巨大付出,你們不容易!武漢加油,咱們一起,打贏這場防疫戰!”此類表達與其母報的文風迥異。在與各類自媒體的話語競爭中,專業新聞機構在新媒體上不得不做出世俗化和潮流化的改變,對新聞敘事的傳統范式日趨疏離,也是新聞邊界趨于模糊的又一個向面。

五、余論

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Schudson)曾估計,在社交媒體上流通的各國及國際新聞中,有90%或95%不是以社交媒體為源頭的,新媒體根本不會用尖銳的問題去挑戰政府官員的權威,(自媒體生產的新聞)都與新聞報道、調查和采訪等行為的生產動機無關,這些真正的新聞業應當履行的責任,仍然是由“老派”的傳統媒體在承擔。而“新冠肺炎”事件卻表現出相反的情形。大部分熱點事件中自媒體作為新聞首發者,相較于專業媒體,自媒體首發的內容“問責”意味更濃。這也說明,新聞傳播終究是在特定國家與地區的社會環境和新聞規制框架內的活動,討論新聞邊界無法脫離本土的現實條件和發展空間。

新聞在傳統媒體時代作為專業生產的產物有著清晰的邊界和專業規范,而在媒體生態劇變之后,專業新聞生產的壟斷性告終,新聞由對事實進行報道的職業化行為變成圍繞事實的多元主體間協作與競爭的產物。不同身份的新聞生產者共擔“知曉性新聞”的報道,而擁有專業資源優勢的職業新聞更有條件擴展新聞的知識邊界,重建“文化權威”。當下,面對社交媒體的觀點市場和新敘事的沖擊,專業媒體對自己新聞“失范”行為的反思和校正迫在眉睫,與其他主體的競合關系及策略也亟待探索。

需要說明的是,“新冠肺炎”事件發展中的一些報道未能進入“知微”的榜單并納入本項研究,但其中一些實際上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一現象及其引發的爭議對于理解當下“新聞邊界”亦有啟示,它再一次證明新聞業作為社會運行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新聞邊界的變化只是社會發展階段中諸多要素和權力搏弈的結果。而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新聞邊界的變化將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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