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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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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榮:從“規范化”到“策劃引領”再到“價值建構”
——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與《新聞與傳播研究》辦刊追求

作者: 本刊編輯部 胡正榮 發布時間:2022-01-28 23:37:00 來源:新聞與傳播學術前沿

2013年1月我刊由雙月刊改期為月刊。過去9年,繼承發揚1994年創刊以來一直堅持的立足學理研究傳統,力爭成為“代表中國新聞學、傳播學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領中國新聞學、傳播學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的權威期刊,是我刊推崇的辦刊風格和孜孜追求的辦刊目標。

為實現這樣的辦刊風格和目標,我刊在辦刊規范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建立在線投稿系統和嚴格的匿名審稿制;推出“四審四?!绷鞒?、稿件處理時間流程、出刊倒排工期表、作者稿件版本確認和文字自校通知書、文字高頻出錯環節核校確認、文章發表授權書和稿件登記季度排查等全流程的現代學刊制度;稿件內容的評判偏重強調基本要素的齊整性、研究問題的學理性、研究方法的規范性和適配性、研究過程和結論的科學性。經過近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強調“規范化”不僅使我刊邁入現代學刊的辦刊軌道,實現辦刊質量的飛躍,而且也推動了全國新聞傳播學學術論文規范化水平的顯著提升,學術論文知識生產專業性門檻的明顯提高?!稗k刊須規范,學術論文須規范”,正逐漸成為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的一種共識和自覺行為。

進入新時代,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網絡時代已經和正在改變著我們習以為常的工業時代的底層邏輯,互聯網也日益從工具理性迭代為了價值理性的意味。不少誕生并成長于工業時代的社會科學都面臨著這種底層邏輯的變化,研究對象的變遷,研究范式的變異等的挑戰。新聞傳播學不僅身處其中,甚至屬于首當其沖的學科之一。身處這個底層邏輯都在改變的時代,我們對構建新聞傳播學新的學科、學術、話語體系要有一種莊嚴的使命感、崇高的責任感和強大的執行力。

我從高校教學科研圈的幾十年耕耘,走向了業界這些年的修煉,再邁進學術研究與智庫領域的拓展,深深體會了一種學科發展的緊迫感。一個方面是時間意義上的,即我們身處一個時代的關鍵轉折點上,這個不僅是新聞傳播與媒體意義上的,更是歷史意義上的。正可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變局需要各個學科去基于歷史規律與時代邏輯去解釋,這自然包括新聞傳播學。我更愿意稱之為歷史范式的轉型。另一方面是空間意義上的,即我們身處一個全球化的空間中,特別是網絡時代的全球化空間中。在這個空間中世界鋪陳開來的理論與實踐正在發生著顛覆式創新。我更愿意稱之為全球范圍內理論與實踐范式的轉換。比如,全球治理道路選擇上,有變異的全球化,更有聲勢日盛的逆全球化,有全球主義,更有新全球主義思潮乃至思想的實踐與落地;國家的政治思潮及其實踐中,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國家主義等等都在生長,有的還在野蠻生長;網絡正在改變著政治民主的形態,傳統的代議制、協商制,乃至基于互聯網時代的參與式民主,都拓展進了實際空間中;經濟形態上,數字經濟帶來的所謂“工業革命4.0”,既改變著經濟運行模式,同時正在帶來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明顯看到基于網絡連接起來的個體和群體愈發重要,而物理空間的地域界限則相對淡化。還能看到,平臺經濟也正在建構著一個平臺社會。在這些外部的理論與實踐都在迭代升級的時代,我們學科的研究對象——媒體與傳播——在各種意義上已然與工業時代有著很大的變化。因此,全球范圍內看,新聞傳播學從基本概念、基礎理論、研究范式到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都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大挑戰和大調整,同時也引發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邊界在哪、專業性在哪、重點在哪、未來方向在哪等深層次、本源性的反思和討論。這種“元學科”層面的焦慮實際上就意味著新聞傳播學在時間和空間上正處在發展的“十字路口”。

從我國學科現實看,進入新時代,一方面,新聞傳播學逐步成為顯學,新聞傳播學正逐步走入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大舞臺的中央。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講話中將新聞學列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支撐學科之一。同時,學科交叉融合給新聞傳播學提供了拓展、升級的機遇。另一方面,我國火熱的傳播活動與媒體實踐給新聞傳播學者提供了無窮無盡的研究富礦,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傳播格局的變化為中國特色新聞學三大體系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滋養。因此,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三大體系,這是新聞傳播學創新發展的當務之急。新聞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即本學科的外部關系。網絡時代改變了工業時代的底層邏輯,這之后需要重整與優化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新聞傳播學要找準和確立自己在整個變化后的學科體系中的位置,這樣才能樹立新聞傳播學學科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新聞傳播學的學術體系,即本學科的內外關系。網絡時代中誕生的眾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問題,及其中的傳播問題,勾連起了新聞傳播學科要研究的內外對象。因此,本學科需要開放,以問題為導向,以價值為追求,將學科知識生產與轉化的機制內外打通。要內省,不要內卷。要外向,不要泛化。新聞傳播學的話語體系,即本學科的內部關系。網絡時代的學科話語體系需要創新。新聞傳播學急需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構建基于網絡時代的話語體系。這是一個學科的核心,否則就會空心化、空洞化、空殼化。

我們正處在一個力量轉移的時代,更是一個價值轉移的時代,而價值才是更具持久力的力量。力量轉移和價值轉移必然帶來諸種各種關系的重塑、秩序的重構和格局的重組。主因是底層邏輯發生了改變,這一改變不僅僅是社會運行,更是政治、經濟、文化運行的基礎邏輯的改變,由此,一定會帶來上層建筑重新塑造。面對當前這樣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變革期,如何促使新聞傳播學真正發揮支撐學科的作用,推動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三大體系”的構建,如何推動新聞傳播學順應新聞傳播實踐的重大變革進行自我革新再造,這是新時代整個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新的歷史使命。新聞傳播學學科也從規范化起步,走向學科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增強,走向價值追求的方向。同時也是我刊責無旁貸的責任。有鑒于此,我刊將繼續保持“規范化”,追求科學性,進一步側重“策劃引領”,從自在走向自為,然后再到“價值建構”,更加追求思想性。從一般意義的知識生產,邁向智識創造,從一般方式的知識傳播,升級為智識轉化。

2022年將是我刊辦刊不斷創新的一年,在廣泛征集學術界意見的基礎上,嘗試提出學科自為發展的路徑,作為我們辦刊的努力領域與方向,請方家斧正。

一、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馬克主義新聞學是中國特色新聞學研究的基礎、核心和應然政治身份。近些年相關研究成果不少,包括我刊在內的重要學術期刊紛紛開設相關專欄,但整體看相關研究還存在諸多不足:一是應景之作較多;二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原創性、主體性身份建構依然不清;三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實踐指導作用有待增強。針對此,我刊將做這些努力:一是繼續常設專欄,激勵學者尤其是中青年學者潛心長期鉆研“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從哲學、歷史學等多學科角度,深化和提高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生產有較大學術知識增量的精品;二是鼓勵研究者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梳理出區別于一般新聞學、西方新聞學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身份特質,對該領域爭議的基本問題加以澄清,推動能形成邏輯自洽的、具有原創性和主體性的學術體系。三是倡導學者順應新時代、新形勢,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工作系列重要論述指導下,結合網絡社會的環境特征,作出更能指導新聞傳播實踐的理論研究。

二、中國特色傳播學研究與創新。今天,中國特色傳播學需要再出發!在1982年我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與會者制定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16字方針。今天看來,依然有重要意義。雖然傳播學屬于舶來品,但是其研究對象、研究范式等都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有著意識形態屬性,誕生西方的傳播學有著深深的西方意識形態烙印。如何基于中國本土建立中國特色傳播學,避免出現傳播學的“水土不服”,甚至“方枘圓鑿”的現象,這是新聞傳播學人始終關注和努力解決的學科發展問題。幾十年來,我們在中國特色傳播學研究上有了相當積累,但在概念和范疇、范式和理論的原創性以及知識生產的體系化、全球貢獻和認同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中國特色傳播學的研究和創新而言,我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繼續挖掘:一是面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國特色的傳播思想、傳播現象、傳播媒介進行挖掘、闡釋或知識考古,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概念、范疇、話語,從而構建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框架是中國本土傳播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二是面向當下中國新時代。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實踐及其深層的邏輯,已經超越了傳統理論的問題語境。中國特色傳播學探索的基本思路是開展理論批判與理論創新,前者強調從中國經驗出發探索新的闡釋框架,后者強調從本土問題出發構建新的理論話語。除了在與西方對話中“發現中國”,傳播學研究亟需回應當代中國社會的一系列特色議題,如此才能在重大社會“場景”和實踐“熔爐”中識別和確立傳播學的理論身份和戰略位置。

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邏輯中的新聞傳播學核心概念與范疇、基礎理論與研究范式、學科與專業體系等的反思和創新。不與新聞傳播活動和媒體實踐相脫節,這是新聞傳播學保持本學科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打造了網絡社會,驅動了傳播格局與媒體形態,及其與外部環境關系的巨變。因此,以這種變化了的格局、形態、關系等為研究對象的新聞傳播學面臨著系統性、本質性的重大革新?;貞@樣重大的革新,需要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展開廣泛、深入的基于數字社會邏輯的新聞傳播宏觀、中觀和微觀問題的研究。既要關注與時俱進的創新,捕捉新問題,創新實踐研究。更要重視能夠構建基本概念、基礎理論的本土化、原創性、創新性基礎研究。

四、媒體融合與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8·19”講話中強調要“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以來,媒體融合已成為一種強大的國家意志行為。信息是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也是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媒體現代化能夠強有力地助推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推動媒體融合,建設全媒體傳播體系已經成為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主流媒體的最重要任務。這個任務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建構的意義深遠而根本。融合之后的媒體已經不再是工業社會時期的媒體,而成為網絡社會中推進社會治理的基本抓手,成為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經濟的根本平臺。媒體融合與全媒體傳播體系已經完全嵌入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的進程中,成為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從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和媒體實踐狀況看,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需要創新的邏輯關系普遍存在。急需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積極主動回應現實問題,提升認識層級,提高研究維度,下沉研究對象,細化研究方向,拓展研究視角。融合媒體面臨的問題,急需交叉和融合的學科研究予以回答,正如復雜社會的治理需要綜合治理、系統治理一樣。這樣研究不僅大大推進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三大體系”建構,更加豐富傳播實踐的理論基礎,也會具有更長遠的、更廣泛的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層面的意義。

五、國際傳播基礎理論與實踐能力創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瘪R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3頁?,F今的世界更是一個“地球村”,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密切交往”已成為每個現代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經濟體量全球第二的中國已處在世界鎂光燈下,“自成IP”,“自帶流量”,如何讓這種關注將我國型塑成“可信、可愛、可敬”的國際形象,為我國成為世界強國創設良好的內外部環境,這是一線國際傳播實踐的新任務,同時也是黨和國家賦予新聞傳播學人的重大研究命題。一方面,在全球語境中深入關注中國國際傳播現實,面對“西強我弱”,但是“東升西降”的現實,我們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如何豐富國際傳播主體,打造有效的平臺渠道,準確認知用戶,提高傳播效果等等,都是能夠產出眾多理論研究成果的領域和方向。另一方面,我們非常清楚,到目前為止,國際傳播理論基本都是西方主導的,特別是西方戰略傳播體系主導下的框架。發展中國家的理論本來就不多,像我國這樣發展路徑的發展中國家崛起進程的國際傳播理論更是空白。因此,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急需加速構建有關國際傳播的、融通中外的學術新概念、新范疇、新話語體系,從而創新出中國特色國際傳播理論體系。

六、互聯網傳播規律與善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說過“過不了互聯網這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如何落實總書記的指示,透徹研究互聯網傳播規律,摸清互聯網空間凸顯的問題,有針對性提出實現互聯網善治的指導思想、理論依據、具體舉措,這是新時代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的又一歷史重任。新聞傳播學界有關互聯網傳播規律和善治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總體看重復研究多、經典研究少、管用研究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本學科研究較多采用新聞傳播學的單一學科維度,為此,我們鼓勵計算機科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多學科的學者合作,鼓勵學科融合,以問題為導向,著重聚焦關鍵問題和基礎問題研究,從而使相關研究結論形成學界共識;對容易引發社會不穩的各類重大突發事件的網絡傳播、網絡群體傳播、網絡思潮傳播等傳播規律和模型進行科學研究,使之能對實踐發揮作用;對互聯網空間凸顯的平臺壟斷、價值觀導向、數字勞工、網絡謠言、隱私保護、版權保護、傳播倫理等問題提供學理分析和有效的策略建議;對互聯網空間出現的在線知識付費、眾籌創新、智能傳播、人機傳播、元宇宙等新應用、新趨勢進行追蹤;對國內互聯網空間善治的制度整體設計以及全球互聯網空間命運共同體建構等宏大的命題進行探討。

七、數字技術與社會福祉。學術研究的目標在于真理探索,知識生產和智識貢獻,但我們也要警惕陷入智識上的閉門造車、畫地為牢、自娛自樂,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服務社會,促進人類的整體福祉。數字技術中的社會福祉體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既包括對日常時刻數字媒介和智能技術嵌入生活的“深度媒介化”之刻畫與詳析,也包括對于自然災害、環境安全、疫情封城等危機時刻的關注;既包括對諸如老人、兒童等社會脆弱群體的關心,也包括對于微信和抖音等新媒體,在特定情景下對于社會公平公正的影響等等。這些議題都牽引我們思考關于數字技術和社會福祉相關的更加根本性的議題:普通人,特別是弱勢群體,他們在數字化生活中到底遇到了哪些問題和困難?他們是如何理解與應對這些挑戰?數字技術到底在這其中以什么樣的機制扮演了什么的角色?作為研究者,我們如何審慎的理解、反思和參與到社會福祉的建設和推動中?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要求研究者反思我們的學術初心、立場和研究方向,為何研究,如何研究,以及為誰研究等等。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從概念和范疇、理論和方法上牽引研究者思考在知識生產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也將從認識論層面推動我們思考研究與個體、群體、社會以及人類未來的整體命運和發展,從而促進學術研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良性有效的有機互動與共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年輕的新聞傳播學經過數代學人的共同努力,已邁過了為學科獨立而躑躅前行的積累期,國家的重視和數字網絡時代的來臨,使其正迎來自身發展的“黃金期”。抓住這樣的“黃金期”,需要學術共同體的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更需要學人的理性規劃。

承蒙學界同仁的厚愛和鼎力支持,作為新聞傳播學界的權威期刊,有責任和義務借助加強策劃引領來推動本學科把握住難得的大繁榮大發展的機遇期,與大家一道共同推進中國新聞傳播學智識貢獻力提升,以及價值建構水平的提高。

我們主要依照“關切學科重大議題”“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回應實踐重大問題”的三個面向構想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的路徑與方向。這里提到的宏觀的研究領域,或者具體的研究方向,乃至具體問題,都只是為了說明我們意向的提及而已,實際需要研究的問題包括這些但遠遠不限于此。新聞傳播學中有很多問題有著集體反思和關切的意義和價值,在此,期待我們新聞傳播學學術共同體繼續關注。我們歡迎有深刻洞見的思想觀點在我刊上碰撞交流?!皩W刊是學術共同體的刊物,是學術同仁的精神家園”,期盼在大家的繼續支持下,我刊在新的一年能更上層樓,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盡更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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